10月15日，雅西高速四川石棉服务区惊现“野人小孩”。网络流传的视频画面显示，一名约3岁的男童全身赤裸，头发蓬乱、身体黝黑，用四肢爬行，趴在台阶上吃食物，行为动作表现出“类犬”状态。目击者描述，孩子“吃饭、爬行、跑步都像狗”。
事件迅速引发关注。据报道，孩子及父母来自云南大理州南涧县无量山镇的一个村子，一家人开房车途经上述高速收费站。16日，南涧县警方、民政局、妇联等部门回应媒体称，该家庭经调查未发现生活贫困或虐待情况，孩童行为系父母独特教育方式所致，“采用回归自然的教育理念”。
18日，南涧县委宣传部向媒体表示，关于孩子不穿衣服的事，当地派出所、民政局、妇联等部门曾去孩子家里劝导过。这对父母表示，孩子因湿疹容易与衣物摩擦，不太喜欢穿衣服。“他们的说法是，这是他们的自由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外人没有权利干涉。”
3岁孩童在公共场合“如犬”爬行，是对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。它刺痛了我们基本的文明观，或者说本能的怜弱之心：柔嫩无辜的稚子不但没能得到加倍的呵护，甚至毫无为人的尊严。
这只是一件发生在家庭内部和特定个体身上的“私事”吗？强烈的社会反应已经说明，答案是否定的。
在现代社会，每个儿童享有独立的人身权利，并非其父母的所有物，儿童保护是一桩神圣的公共责任。只是，在我们习惯的语境中，家庭教育常常“关起门来”，获得了某种超然独立的自律性。也就是说，家庭的教育自成一个封闭的场域，不易被外部力量触及。
“野人小孩”事件，因此也指向一个社会痛点：家庭内部的权威发展到极端，如何“垄断”了儿童正常的生存发展权利？公安、民政、妇联、社区等公共救济力量又存在怎样的真空，应当如何及时介入？
“自然教养”，冷漠的伪装
令人惊讶的是，“野人小孩”并不来自一个物质和文化匮乏的家庭，其父母反而拥有高学历。
据媒体披露的背景细节，孩子的父母双方均接受过高等教育，父亲有大学学历，母亲有研究生学历，家庭经济条件不差。孩子母亲曾经在村里衣着暴露，经村干部劝说后穿上衣服。该家庭在农村拥有自建房，但带着孩子在山上搭窝棚住，还购买了一辆房车用于旅游。
当地的知情人士也称，这家人日常吃素，精神上向往“返璞归真”，教育理念则是“崇尚自然”“自然教养”。
《小舍得》剧照
由此看来，“放养”是这对高学历父母选择“回归自然”的生活方式后，在教育层面的实践。这样的实践被他们赋予先锋、实验的价值色彩。
但这和放任孩子肢体退行，乃至出现“动物化”特征有天壤之别。
从网络曝光的视频来看，孩子的形迹已经到了令人担忧其健康发育的程度。长期爬行，会否对其脊柱和骨骼发育产生影响？据目击者描述，小孩即使直立行走也双手习惯性“吊着”下垂，更体现出“非人”的自我认知。
如果说穿上衣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，那么在现代社会里衣不蔽体、匍匐爬行，更意味着“人”的符号遭到取消、尊严被剥夺，作为幼儿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接受羞辱惩罚。
纪源优配
视频截图
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，3岁龄儿童正处在语言和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。他们刚结束用感官来探索世界的阶段，正在通过语言和象征性游戏、模仿，来习得社会角色与情感规则。几乎难以想象，动物式的爬行惯习，会如何塑造一个幼儿与世界交互的方式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立和阻断，就如同“狼孩”以狼群的习性生活，未来也难以融入人类世界。
如媒体报道，“野人小孩”的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，本身是社会化的成功者。但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，他们身上难以体现父母的舐犊之情，反而传递出罔顾孩子正常成长的傲慢和冷漠。
“自然教养”，也不幸被这对精英的父母滥用，成为一场倒行逆施的个体教育实验。
无限大的父母权力
这对父母曾辩称，他们“回归自然”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，“外人没有权利干涉”。这是一个有迷惑性的说法：父母给予孩子生命，是否就能全权决定孩子的教养方式，哪怕是一种错误的教育？
我们很少认真讨论父母的角色功能，传统而感性的认知里，“父母”意味着人生之初的“天与地”。社会学认为，父母除了基本的生活供养外，还是子女社会化的关键引领者。这意味着，他们手把手带领我们从“生物人”走向“社会人”，学习与他人相处的秩序与规则，最终像一块拼图，嵌入社会系统之中，获得独立与新生。
但在子女自立于社会之前，父母对其成长路径的塑造，有时演变为绝对的控制和支配。此次事件里，对于不具备自主意识的小孩，父母的教育权力膨胀到无限大时，就体现为专制的代际剥夺——既然我选择了“回归自然”的生活方式，那么你也应当跟随。
这其中巧言令色的话语陷阱是，孩子并不具备和大人一致的理性与自决能力，根本无从谈起“选择”。确切来说，是这对父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强加给了孩子。这个过程的残忍之处在于，“野人”式的教养是单向且不可逆的，子女完全沦为失去自主人身权利的附属品。
《抓娃娃》剧照
纪伯伦曾经在诗作《论孩子》里写道：你的儿女，其实并非你的儿女，乃是“生命”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。他们经你而来，却非从你而来；他们与你同在，却并不属于你。（They come through you but not from you, and they are with you yet they belong not to you.）
诗里还写道，父母是弓，儿女是从那里射出的箭。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，用尽力气、把箭射得又快又远，而生命“不会后退，也不会在过去停留”。
事实上，现代法律与伦理早已确认，“子女并非父母的所有物”。儿童拥有独立的权利地位，其受保护权高于父母的教育自主权。
1989年的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是国际儿童保护的基石，其中明确：在所有设计儿童的行动中，“儿童最大利益”应为首要考虑。父母虽然有指导儿童的权利与义务，但前提是，必须符合儿童自身的成长需求与能力。
在现代文明的共识中，孩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、有尊严的个体，然后才是父母的子女。法律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界定为“监护与被监护”，监护不是“所有权”，而是法定职责的一种。父母行使监护权，本质上不是在行使天然的支配权力，而是在代为履行社会的保护责任，必须以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为准则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如果父母虐待、遗弃、忽视孩子，民政或司法部门可以撤销其监护资格。
《小舍得》剧照
启蒙思想家约翰·洛克早就提出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责任是一种“信托权”，即社会将孩子暂托给父母保护，直至其具备自决能力。
正因如此，在儿童的抚养、教育和保护上，国家的力量有权介入家庭的私域，在其行为偏离时予以纠正。
有律师针对“野人小孩”事件指出，该家庭所采取的“自然教养”方式虽不被法律明确禁止，但严重违背了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序良俗，与社会公共道德和未成年保护的基本理念相悖。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，监护人若未能提供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正常生活环境，可能构成监护职责的失职。
“关起门来的自家事”
18日，南涧县官方回应“高速服务区现赤裸小孩”事件，称对事件高度重视，已成立工作组，针对公众关注的孩子健康状况、是否存在虐待、监护与教育问题，将依法依规深入调查，并及时公布后续进展。
南涧县工作组通报
媒体披露，当地政府曾经不止一次上门了解这户家庭的情况，试图进行劝导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一位政府人员说，“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是，这家人拒不配合沟通。他们非常不赞同我们大众认知里的育儿观念。”
当地的无奈表达，反映出公共力量在救济未成年人遭遇的“失灵”。自2021年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规定，国家机关、社区组织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，在工作中发现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遭受或受到侵害、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，应当立即向公安、民政、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。
但是，“侵害”的评估标准在哪里？在事件发酵初期，当地部门回应媒体，该家庭经调查未发现生活贫困或虐待情况。在“野人小孩”事件里，比起显性的物质贫困或暴力侵害，更重要的是人格发育和社会化意义上，其正常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可能剥夺。而这种剥夺，很有可能以“教育自由”的外衣加以掩饰。
一位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，妇联等部门如果发现父母存在不当履行家庭教育职责的行为，可以进行批评教育、劝诫制止，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，但这些措施“相对柔性”。
尽管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“外人”干预儿童保护的合法性，但我们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塑造了一种独立且真空的家庭自治系统。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，子女的教养责任由父母全权负责，属于家庭内部事务，很少有人会来干涉“家务事”，给父母的教育水平打分。
用现代社会学的话来说，家庭教育处在一种“自律”的场域，无需外部力量介入，也缺乏监管与矫正。甚至当行政和司法力量试图干预和调节家庭的内部关系时，会遭遇顽固的文化抵抗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。
据媒体报道，此次事件中的父母未给3岁的大儿子和1岁的小儿子办理户口。不给孩子上户口，意味着在医疗、义务教育等方面，极有可能免于政府部门的监管，失去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，将孩子的教养视为“自领地”。
根据户籍管理法规，新生儿父母向公安机关申报出生户口登记，是一项法定责任。这并不是一件“私域”内的自由。
恰逢反家暴法出台10周年。它打破了家庭的“绝对自治”壁垒，家庭暴力从“家务事”上升到“国法事”，体现了我们在系统性干预家庭内部暴力上的进步。值得被反复强调的是：个体的人身权利应该被社会看见，家庭内部的支配权力不是封闭的、无限的。
在“野人小孩”的事件里，拍摄视频并爆料的网友与舆论的广泛关注，说明泛互联网的力量，可以对家庭可能存在的暴力，形成至关重要的补充救济。
这一事件，不只需要舆论的震动纪源优配，更需要认真而具体的调查，若查实监管不当，也应有人为此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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